孔子一生都在学习，不论身处何方。有一次他被妈妈送到爷爷家，仅仅在爷爷家停留了短暂的几年时间，他就一口气读完了爷爷的所有藏书，懂得的知识甚至已经超过了爷爷。尽管如此，他还是虚心向别人请教。我们应该学习孔子这种不骄傲自满，低下头来听从别人教诲的精神。我平时总很自大，不愿意听从别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正是因为骄傲自大，所以犯了不少错误，但通过读这本书，我下定决心要改掉这个毛病，要像孔子一样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态度。不仅如此，孔子还有股子坚毅不拔，顽强拼搏的毅力，他不论做什么事，都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我呢？常常看书只看一会儿就睡着了的，孔子的学习态度与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了，我要在学习的时候有一种钻劲，只有肯钻研才能更好的运用学习的知识，才能更优秀。

孔子还十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礼节，不论贵贱，见了都会先行礼。尽管孔子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教育家，但他还是俯下身来关心人民。他没有现在的某些当官的那么傲气十足，而是体恤民情，想方设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尽管孔子做的事有许多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从小事做起，以后也要多多帮助他人，让我们的世界充满爱。孔子就是以这些好品质才受到了人们的敬仰，我也十分佩服孔子，佩服他的虚心，佩服他的坚毅顽强，佩服他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品质。

读了这本书，我改变了很多，我以后要多多向孔子学习，将他的好品质发扬光大！

拜孔子的心得体会篇2

今天下班后，和坤儿一起到上海影城看《孔子》。

电影《孔子》拍得规规矩矩的，说不上超好，但是可以看。

里面故事都有影儿，既没被捧成孔圣人，也没贬成孔老二。不像于丹，她说话太咋呼，搁她理解的论语里走出来的孔子，像个大明白，一想孔子就和她连着，不大可耐。胡玫的孔子可耐，或者说周润发演的孔子真可耐，是一个有对有错，有血有肉，爱国爱家，疼老婆爱孩子的山东大汉。孔子穿得棉袍后现代，特软和，特暖和。俺也想扯二尺布，做那么一灰面棉袍。到哪能买到棉花哈?

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英雄》诚恳万分，比陈凯歌的《无极》和《刺秦》智商高，比冯小刚的《夜宴》讲故事讲得明白，那帮男人呀，一堆老笨蛋，和胡玫比啊。人家胡玫不像他们猫一顿狗一顿的，没常性，人家她拍的历史剧一贯高水平，电影《孔子》比她的电视剧《雍正》还要好得多。

其实，咱有五千年历史，题材不缺，有故事着呢。可是俺没捞着看过啥像模像样的正剧电影，就算你带上近代史在内，也都没啥好看的。《甲午风云》和《武训传》是俺看过的电影里，应该还算讲明白点儿事儿的，其他真想不出来啥，谁还拍过好历史片?你们帮忙想想?兴许有，俺忘了?

周润发不负众望，孔子演得好，有时候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你比如，磕头，多让人反感的动作，可是周润发演得实在，潇洒。哎哟，和他在一起演这场电影，对其他那些演员，像陈建斌周迅和任泉，来说绝对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俺这么笨猜啦，人家那几个心里可能还不服捏。

拜孔子的心得体会篇3

前言在最近几年“儒学热”中，许多人都在鼓吹孔子的“正名”观念，并且对它进行了当代诠释。栾古兰在《试论孔子“正名”思想的背景与内涵》一文中指出：“以人为本。

孔子遵循的是“礼”之道，而不是刻板的道义，而“名”则是对此道之道的具体反映，它是一种遵循伦理道德和阶级划分的社会性的行为准则。

它以“正名”的方式，使阶级的规制得以建立，从而达到维护和稳定的社会治安的目的。去纠正与“名”相矛盾的“实”，使人人各司其职，无所抵触，无所逾越，进而促进社会稳定，促进国家进步，也许这对于当今社会的构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中，张晓芒和董华认为：

本文从在孔子的“正道”理念中，“正道以治”理念既是“正道而治”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正道而治之”理念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是一种“真道”与“仁道”的有机结合。

在“正道”上，求真的是对“逻辑真”的追寻，而在“善道”上，则是对“伦理真”的追寻。孔子“正名”的“逻辑学”具有明显的伦理取向和独特的历史地位，对于当今世界建立理性的“世界”的交流，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意义。

?试论孔子正名观的精神阶梯价值》中，王玲娟和田文国认为：

无论从古今中外来看，孔子的“正名观”都有着一种从个体到群体，甚至从民族到民族都必须具备的一种“道德天平”。

站在“公正”的角度，个体就能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内在和外在行为，合理地去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

一个民族可以合理地推行各项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措施，合理地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家”的理想圈。

本文作者以为，孔子“正名”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阶级制度，它并不适合于战国后期，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对阶级制度颇有争议的现代，孔子的“正名”也无法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一剂“药方”。

“正名”一词出自《论语·子路》，从秦代到清代，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体可划分为“正百事通”与“正王位”两种类型。自汉代到宋代，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较为统一，主要是由马融在《百事通》一书中提出的。

魏何晏、梁皇侃、南宋的《论语义疏》、南宋的《论语注疏》都是从这一点出发，对《论语集解》、宋代的《孟子》、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宋明以下，程子、朱熹等人提出的“正太子说”，已成为主流。

除了朱熹所著的《论语集注》之外，清代刘宝楠所著的《论语正义》和程树德所著的《论语集释》都是以这一观点为依据的。直到现代，一些对《论语》进行解释的著名著作似乎也没有脱离这两种学说的范畴。

《论语别裁》中说道：“从字面上来说，所谓的名字，其实就是一种明确的想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也可以说，把这种对逻辑思维的清晰区分，称为“理顺”。

在《论语》中，只有《子路》是孔子对“正名”进行了最直观、最具体、的说明。子路曰："卫大人待我以治国，我之子奚先？"子路曰："岂不是也要立一个名字吗？"奚其正？”而君子之所不能及，则是其所能及。

名不副实，言不由衷；言不副者，事不关己，事不宜迟，礼器不宜于行。不能用礼，就不能用刑；刑不正，百姓不知所措。是以，君之名者，其所能为之。一诺千金。”

从这一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子路向孔子请教的是怎样才能“为政”，可见孔子“正名”的理念，基本上是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

在《论语》中，孔子对政事的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孔子对齐景公的回答，则是《颜渊篇》中最符合“正名”二字的一句：“君、臣、父、子。”而且，《论语》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这一点。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国事。孔子日曰：「治天下。」子帅刚直不阿，谁能不刚直不阿？（《论语·颜渊篇》）在此，孔子对季康子提出了“帅以正”，要他尽一国之君之职，也就是为君之君，其用意不言而喻。《八佾篇》之中，有三个地方，都提到了季氏违背了君王与臣民之间的礼仪，这让他很是无法理解。

孔子对季氏曰：「在庭院中跳舞，但不能忍受。」

这三个人的名字都叫《雍》。子曰：“相维辟公，君王无所不用其极，奚以三殿为其所用？”

泰山上的季氏之行。子曰：“女子何能为人？”日曰：“不能。”有句话说得好，泰山之于林放乎。”

孔子提出“正名”之说，其本质在于试图还原西周以来的父权等级制度。他对宗法的渴望，从《论语》中的许多文字可以看出：“周而复始，其人之道也！”（《八佾篇》）子曰：“我从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梦到周公了。”（《述而篇》）“德，可以说是最好的了。”

自从周公出兵，周王就开始对各大势力进行册封，而各大势力也开始“以藩屏周”，真正意义上来说，各大势力都是以藩镇为主，将各大势力分割开来。

孔子相信，战国时代各强国之争，其根源在于“君不君、臣不臣”，也就是所谓的“名分”之争。于是，他将西周宗王朝作为自己的政体，提倡明君，重振“君临四海，”的格局，让整个世界都变得统一起来，同时也让礼仪和音乐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孔子关于“正名”的观点，在《论语》中，其实质是上述的几个政治性问题。然而，《论语·雍也篇》中却有这样一句话：“君子之道！太好了！”这一点，也一直被视为孔子“正名”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就是“理清一切事物的名字”。

孔子“正名”之说，固然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但从“名”的一般社会现状来考虑，此为“名”也并无过分之处。

孔子提出“正名”说，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从周代开始，父权阶级制度瓦解，才使得周代出现了如此大的动乱局面，而且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重建父权阶级制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因此，我们对于孔子“正名”的主张，往往表示出一种同病相怜，甚或高唱颂歌的心态。但从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孔子“正名”的理念，在那个时代是不适合的。

然而，在这个时代，建立在这个时代之上的父权制度已经不复存在，而建立在这个时代之上的“礼”与“乐”，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但孔子对此并未充分意识到，因而无法通过“正名”来拯救战国时期的局面。

在战国时代，诸强相争，王道衰微的情况下，仅凭“正名”之说是行不通的。在这个权力至上的时代，唯有以绝对的力量，来掌控国家，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争霸。

孔子在对社会现状进行深刻思考后，所提的“正名”之言与方法，正是他在此基础上所提的。若说周朝的立国根基仍存，孔子则不失为一剂“良方”。

孔子推崇君主专制下的稳固阶级，从而营造出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因此，我们认为，在战国时期，处于一个政治秩序错综复杂的时期，孔子之所以有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孔子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论语·季氏篇》就是这么说的：

孔子日：“凡有道者，必有礼，必有武；当这个世界没有了道德的时候，就会有君王来统治这个世界。从诸王而出，十世无双；从博士起，五世希未有过；与君共守一国之旨意，三世希莫有闪失。世间尚有大道，而非君臣之治。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正义，那么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

《礼》中的“诸侯之制”和“侍从之臣服于君王”就是这一时期的现实反映。要扭转局势，谈何容易？

因此，“明知其不可行而为之”这句话，不但是别人对孔子的一句中肯的话，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个时代已经无法再维持森严的父权阶级制度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乱世”，但这并不代表着“乱世”就是落后，相反，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改革与进步。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准备的探索期。

最后，大秦统一了整个世界，实行了君主制度，并由郡县制度取代了分封制，成为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而孔子则强调，当务之急是要重振西周的父权等级制度。

“正名”，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孔子拯救天下苍生的正义之道，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限制，使得“正名”必然与历史脱节，成为一种空想，一种忽视了时代的发展。

三胡适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一书中写道：

我深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摆脱儒家思想对道义、理念的束缚。要使儒家思想获得自由，仅靠大量引进的西方哲理是不够的，只有使儒家思想回归其原有的位置才行。

胡适对儒家“在它的环境里的位置”作了这样的说明：

儒家学说，一度不过是中国众多对立的流派之一，所以，如果不能认为儒家学说是唯一的精神、道德、哲学和权威的来源，而是一种光辉璀璨的哲学星星上的一粒星星的话，儒家学说的废除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胡适的这一篇文章，恰恰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儒学热”状况的一种反映。一些学者在阐释“正名”的时候，曾提出“孔子”的“正”对于当今的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然而，孔子“正”的目标却指向了“重启”，那么，它对于倡导“众生平等”的当今世界，又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孔子看着眼前的事实，思考着周朝，试图让这个世界回归到男尊女卑的时代，以求安定，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孔子的此一论断与其所处的时代发展轨迹相背离。这样的实践常常使人对真实的世界产生误解，怀疑在时代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男尊女卑的制度。

但现在，很明显，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孔子“正名”的观念，带有明显的周代等级制度色彩。我想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才是君主？什么是臣子？就算是父子，也应该是平起平坐的。

我们是一个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没有什么阶级观念，不管是中国的多党合作，或者是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或者是多党制，都是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而努力。

与人治理的等级制度相比较，它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还不够完美，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这一目的一直都是当今时代的人所追求的，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

结尾部分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确实要建立一种优良的文化观来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支柱，但是，这种价值观念是要在我们对优良文化传统进行深入地探讨，来寻求并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仅仅利用好这些优良传统来炒冷饭。

而且，什么是“优良的传统”，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把它用在当代的一些价值观念上，那是不明智的。

参考文献1.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

2.试论孔予正名观的精神阶梯价值

3.论语新解

4.论语今读

拜孔子的心得体会篇4

作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其德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对世界教育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这样评价孔子：“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世人亦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文化圣人”。他的德育思想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和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敦促着我们去研究和重视。

一、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

德育是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论语》一书记载了他的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以“孝”和“悌”为根本。

“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和规范，是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范畴。“仁”的含义，《论语》中多次提到，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等。“仁”为众德之首，而作为最高准则，孔子的“仁”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先天的道德范畴。《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从中可以看出，“仁”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是绝对不行的，从而“仁”成为先天的道德精神。

其次，是主观的道德修养。依孔子之见，“仁”是天赋道德，故小人中不会有仁人，君子当都是仁者。然而，现实却会有相悖现象，所以能否达到“仁”又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所以，孔子又谈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等。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求达到思想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孔子的德育标准和目标。

“孝”和“悌”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这是“仁”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孔子“仁”的学说，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这也正是我们德育的首要目标。

二、孔子的德育实践

孔子强调德育，并且把他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其实施德育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孔子在认识论方面虽然承认有“生知”、“学知”，但他更重视“学知”。其本人也承认：“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并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其大半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并认为首先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是所谓“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才能把遵守规范视为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是所谓“知者乐”(《论语·雍也》)。孔子亦强调知德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第二，孔子强调道德信念与意志的培养。人不仅要知德，而且还要把它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乐之不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必要时要为道德而献身，即“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意志，方能为学修德，他自身的德育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更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锤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道德的成长，必须克服内外障碍与困难，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对做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第三，孔子强调“行”的重要性。孔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行”是德的归结，“的”不能离开“行”。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的德育过程，就是要求言行如一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是听其说，而是看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不能做到知行如一的话，则意味着德育的失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将知行合一并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三、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毕生的德育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

第一，志恒。孔子在德育过程中，要求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并且要立志有恒，进行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立志就要不怕吃苦，不能追求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不应追求眼前小利，造成半途而废，悔恨终生“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孔子为宣传自己的学说，为天下太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毅然选择苦难之路，一生不变。

第二，律己。孔子的德育重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孔子言传身教，要求别人做到时，自己先要做到，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自己先做到了，自己的学生必然也会做的较好。自己做不好，又怎能要求别人优秀呢?“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先做后说，或者言出必行，视为“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第三，扬弃。道德的规范就是公共的社会契约，德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对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过程。人要修德、讲学，否则，会令人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有错非但要不怕别人知道，而且要决心改正，“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他反对有过错而不改的做法，“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论语·卫灵公》)。他有特别强调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不断地自我监督与反省，“克己复礼以为仁” (《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同时要勇于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对别人的良性发展，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之修养，对我们今天加强自身之修为，实施德育之目标计划仍为良策。

第四，爱生。今天讲求遵守师德，不体罚学生，其意无外乎是爱生。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对待学生，坦率真诚，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与弟子情深似海，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耗，在院子里仰天恸哭，其情动天地。孔子爱生如子，其德也高，其情也深，所以深受弟子敬爱。他去世后，学生们为其守坟三年，而子路还是不肯离去，又守了三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四、孔子德育思想的地位与启示

孔子生活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春秋末期，在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的动荡时期，孔子以其丰富的德育思想和毕生的实践，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局面，为后人披荆斩棘，杀出了一条德育的道路。他以渊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培养出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这在当时和以后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万世师表”。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曾有过的历史地位。

孔子的德育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可穿越时空的界限，其德育思想和方法，今天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并进行发展，吸收借鉴先进合理的部分，充分改造利用，从而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保证社会主义道德在吸收传统道德精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拜孔子的心得体会篇5

孔子善于采用依时处事的方法

在《论语》等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孔子在处理问题上灵活采用“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例子。

一是孔子拒见阳货的例子。据《论语·阳货》记载，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氏家臣阳货想会见孔子，孔子不愿见他，他就先送去一个煮熟的小猪作为礼物。根据春秋时期的礼节，接受礼物的士人应该亲自前往馈赠者家里拜谢对方，但孔子不愿见阳货，就“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虽然孔子在路上还是遇到了阳货，但不管如何，孔子这样做，正体现了他依时处事的灵活性。

二是孔子见南子的例子。这件事在《论语·雍也》中有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貌美风流，虽名声不太好，但她却一心要见孔子。这是孔子在卫国遇到的一件麻烦事。在一般人看来，孔子不应见她，因为去见一个绯闻不断的女人有失斯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就竭力反对。但孔子却出人意料地去见了南子。事实上，孔子客居在卫国，还带着一帮学生，国君卫灵公的夫人求见，国君本人并未阻拦，应邀前往应是合乎情理的，这对他自己和学生在卫国的活动有利。更何况孔子一身正气，身正不怕影歪，因此孔子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力排众议，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态度。

三是孔子灵活施教的例子。《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段对话。当子路问他“闻斯行诸”时，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当冉有问这个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闻斯行之”。公西华听后疑惑地问：同样是“听说了是否就该去做”这一问题，当子路问你时，你说“有父亲兄弟在，怎么能一听说就去做”;而当冉有问你时，你却回答“听说了就去做”。你怎么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冉有好谦让，办事不够大胆，故鼓励促促他。子路争强好胜，故抑制压压他。这正是“无可无不可”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见《论语·宪问》中孔子的一段话：“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要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要行为正直，言语谨慎。这是在告诫他的学生，在暗无天日的混乱世道，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能还像太平光景那样口无遮拦。这段话也集中体现了孔子“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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