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会的心得体会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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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q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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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不同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为此需要写好心得,所谓心得体会是我们将内心想法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文书,下面是丫丫文章网小编为您分享的团会的心得体会8篇,感谢您的参阅。

团会的心得体会8篇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1

务报表的分析首先要知道会计做账的原理,会计的原理就是将收入和支出按不同种类分类,比如:收入分主营业务收入、投资收益、其他业务收入,支出有费用支出、主营业务支出、其他业务支出,会计按照业务性质,依照权责发生制原理,对各种收入费用分门别类,有利于最后核算。期末编制会计报表是进一步将相似相类的科目归类为同一个项目上,这样对于分析报表来说,就是编制的逆过程,不断从报表的各项信息中分析各明细帐户的收支状况。

财务报表的分析比率分析法是比较常用的,比率的计算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分母选择一项性质单一的项目,分子选择内涵不同的项目,通过比率将复杂的大额数字简单化,可比化。比较的范围有同时期不同项目的比较、不同时期同一项目的比较、不同行业的比较、同行业不同营销运作模式的比较。

财务报表的分析主要目的是看盈利的多少及真实性。盈利的比较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1、收入情况,2、支出情况、3、收入与支出的比较。一般企业的收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与投资收益。主营业务收入正常占收入的较大份额,投资收益与其他业务收入是容易有关联交易、制造利润的嫌疑,关联交易可能会以不公允的交易来转移利润,这些详细的情况需要通过各明细科目及报表附注加以甄别。就支出项目而言,主营业务支出的大小通常与主营业务相关,当支出与收入的比例与同行业的比率不同时,如果不是运营营销状况的差异,就一定要查看明细帐户。收支比率同时也要与以往的收支比率比较。费用的核算数目较大者要检查明细帐户。同样其他业务支出与其他业务收入是要甄别的。

关联方交易中公允是主要的考察点。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2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校本教研、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校本教研是推动课程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动力,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又是促进教师提升自身素质,逐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教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听了蒋曙光老师的课后,感受颇深,有一下几点心得:

一、校本教研的内涵

校本教研是一个新事物,其内在规律与发展特点还有待探讨,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校本教研是为了满足学校和教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以学校为基本单位,着眼于学校的整规划和发展,以学校实情为出发点,以具体实践为落脚点,在上级教研部门的直接指导下,由校长、教师、学生共同参与的,旨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科研能力,促进师生共同发展而开展的教学研究。它着重强调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性研究,既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又注重经验的总结、理论的提升、规律的探索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保证新课程改革试验向纵深发展的新的推进策略。校本教研的基本特征是以校为本,强调围绕学校自身遇到的问题开展研究,学校是教学研究的基地,教师是教学研究的主体,应该突出“以校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和“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本”的原则。

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指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取得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而进行努力的过程。前者是指教师个体专业化,主要包括理论素养专业化、学科知识专业化、教学实践专业化等方面;后者是指教师职业专业化。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的专业化程度,是教育改革的重大主题之一,是教师教育研究的核心课题。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关系着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是教育界面临的一大课题。目前,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由于受条件限制,他们的专业化发展受到制约;同时,教师教育制度、教育科学的改进与发展等都是制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关键环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师的专业化尚处于中、低水平,这必将影响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校本教研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关系。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教师的成长离不开教育教学实践,教师的发展只能在学校,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在对自己实践的不断反思中才能完成。学校既是教师专业生活的场所,又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地方,加强校本教研正是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增强了校本教研实施的可能性

校本教研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两者是在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一方面,校本教研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高了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育教学水平,教师在校本教研中不断成长,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型的教师;另一方面,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素养得到提高,有利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具体问题,自觉进行教学反思,同时使课程研发的能力得到提高,使教师无序的、散乱的教学经验上升到自觉的教育教学行为,为更好地实施校本教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要使教师的专业化得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开展行之有效的校本教研活动,走“科研兴校,科研强师”之路,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培养出一批批专家型的、研究型的教师,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教学面貌有一个大的改观,以保证新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3

为贯彻落实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筑牢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铜墙铁壁。8月23日下午,州工商联组织召开了《进一步公开揭批十四世达赖反动本质 深入扎实开展反分裂反渗透斗争》专题学习会暨讲党课。

会后,部分职工谈了个人对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学习的心得体会:通过学习,一是深刻认识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反动本质,在政治上会划清与十四世达赖的界限;二是深化了对反分裂斗争的认识,提高了政治意识,紧密联系反分裂斗争的现实去指导工作;三是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和稳定始终是我们涉藏州市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重要任务。要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政治坚定性和政治敏锐性。(迪庆州工商联)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4

第一次接触心理课程是在上大一的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我想学校可能是为了减小大学生学习与心理的压力,为我们排解心中苦闷与压力才开设了这门课程的。自认为心理还比较康健的我,听完课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和需要变更和疏导的地方。从那时开始接触心理学,同样也开始慢慢了解心理学。心理健康课为现代的大学生树立了正确的择业观、爱情观、价值观提供了条件。

认真回想一下,心理发展不成熟,情绪不稳定,和一系列的心理生理及社会适应问题往往会导致冲突和矛盾,而这些冲突和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的话,就会演变成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现代大学生都是经历了残酷的高考,倍受高考的毒害。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取胜,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家长的过度呵护,学校的硬式教育,是我们缺乏生活经历,而且心理脆弱,意志薄弱,缺乏挫折的承受能力,每每遇到一些问题,总不能很好的处理解决,出现心理问题也不能正确的疏导,以至于出现心理疾病。这只是冰山一角,广泛的说,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速,是人们产生了紧迫感和压力感,个人对生活目标的选择机会增多,从而难以兼顾的矛盾加剧了内心的冲突,产生了焦虑感,各种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极易造成当今大学生的心理失衡。心理将康指个体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具有完善的个性特征,且其认知,情绪反应,意志行为处于积极状态,并能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影响,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就已具备了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5

如果说方兴未艾的“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大讨论活动是“协奏曲”,让我们淬炼思想、凝聚力量,那“大学习、大比武、大提升”活动就是“冲锋号”,让我们深学笃行、分秒必争。在市局的统一安排部署下,我局闻令而动,局党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全局上下凝心聚力、积极参与,迅速掀起了“大学习、大比武、大提升”活动热潮。我与所分管科室的同志们一道,深入扎实开展学习,不断创新学习形式,在比学赶帮超浓厚氛围中,通过经验分享、思想讨论、案例分析、学习体会、业务交流等方式,锤炼了思想,增长了才干。下面具体谈一下我的在此次活动中的心得体会:

以学促思,在学中提高认识。活动开展以来,热烈浓厚的氛围,深深感染和激励着我更主动的去学习,更深入的去思考,更努力的去提升。我觉得,只有真正理解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真正感悟肩上优化营商环境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才能激发出主动学习、主动求变的内生动力。同时在思想认识升华的过程中,不断加深自我学习,自我提升,不断创新思路,破解难题,改进工作,真正做到以学促思,以思促行,知行合一。紧紧围绕“优化营商环境”这一中心任务并结合我局工作实际,认真总结,学以致用,把此次活动开展的成果、心得和体会,融入到实际工作当中,融入到提升服务水平的意识当中。

以比促进,在比中提升能力。比就是要对标先进,对标优秀,找我们的短板,找自己的不足。寻找方法路径,拿出勇气决心,求突破,抓提升。

一是看我们的理念。我们要切实转变观念,彻底摒弃“官本位”思想,彻底地改掉以前那种“衙门习气”、“老爷做派”,坚决杜绝“吃拿卡要”行为,牢固树立“群众至上、企业至上”理念,甘当企业群众的“店小二”“服务员。

二是看我们的服务。对标对表营商环境优秀地区,我们的审批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审批流程能不能再“简一点”,审批服务能不能再优一点。要大力推动流程再造、环节再减、时效再缩、服务再优,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是看我们的作风。勇于查找自身工作陋习,切实改变工作作风,杜绝出现“庸、懒、散、慢、推、拖”等问题。不断提升工作主动性、协作性,增强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在办事群众、企业面前,展现新面貌,树立新风尚,努力形成**审批风采。

以行促优,在行中优化服务。要在实际工作和实际行动中,坚持创新、创先、创优,把创新理念和服务理念放进群众和企业的心坎里。一是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水平。大力推进企业开办专窗“一次办理、一次填报、一站办结”力度,继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着力推进“证照联办”,优化企业开办、变更等服务。不断提升企业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坚持主动服务、用心服务、高效服务。二是进一步提升网办水平。拓展政务服务事项网办深度,加快推进“一网通办”、全流程网办,持续完善政务线上线下相融合。三是进一步提升改革创新力度。营商环境是生产力、竞争力,更是创新力。要不断创新营商环境服务理念、服务举措,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更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更实举措助企纾困解难,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6

20xx年x月x日——3月x日,阜南县教育局举办了教研员、中心学校校长培训班。我很荣幸参加这次阜南县教研室举办的中小学教研员培训班学习,倾心聆听了各位专家生动精彩的报告,使我的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身存在许多不足,上学期我刚当上教研室主任,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尤其在教育科研这一块我感到十分的茫然,不知如何去组织教师开展这方面的活动。但周培远主任、张勇老师等专家的报告。给我奠定了理论基础,指点了迷津,明确了作为一名教研员今后的工作方向。下面谈谈这次学习培训的体会。

一、提高认识,努力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和文化修养。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要有一桶水,甚至是一河水。”这是现在常说的一句话,要求我们教师要不断给自己充电,丰富自己的知识。是的,学习是现代社会永恒的主题,作为一名教研员,学习尤为重要,教研员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教学。真正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己服人,使自己真正成为老师们值得信赖的参谋长。所以平时要多读书、尤其要研读新课程教育教学理论,还要多看报、听广播、看新闻,汲取政治营养,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在业务方面,要虚心向老教研员学习,经常翻阅教育教学杂志,上网查阅资料,掌握最新的教育教学信息,观看教学光盘,并随时做好学习笔记,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科研能力。

二、做一名甘于奉献的教研员

奉献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的积极行为。奉献应当是默默的,不是为了做一件好事、有一点付出,唯恐天下不知,大肆宣扬、到处吹嘘。无私奉献是不求回报的才是幸福。作为一名教研工作 1

者,我一定要敢于奉献、勇于奉献、甘于奉献、乐于奉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愿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奉献给我所挚爱的教育教研事业,在教研工作中寻找和品尝快乐人生。

三、求真务实,深入一线解决问题。

教育科研离不开老师,离不开学生,离不开课堂,因此,教研员要走进课堂,走近教师,走近学生。教研员只有深入教学一线,才能倾听他们的困惑,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了解薄弱环节,汲取成功经验。掌握了真实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后,评课指导才能一针见血,教学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因此,教研员不能远离一线,闭门造车,也不能应付差事,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地进行听课调研,而要面向基层,融入课堂,使自己的双脚踏在实践的土壤上。我们要走近一线教师,扎到学校课堂中去,以参与者、合作者的身份,通过听课、评课、座谈、问卷调查、查看教案作业、指导校本教研等形式,及时了解老师们教学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倾听他们的困惑,并采取多元互动的方式,与教师平等交流,共同切磋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雪中送炭,切实提高视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听课评课要心中有学生,眼中有老师

听课评课是我们教研员工作重点之一。但我们在平时的听课活动中,往往有许多欠缺,常常就坐在教室的后面去听老师讲课,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一无所知。通过学习培训,我才懂得这样做的不足,我们真的应该做到学生的中间,心中有学生。课前做到与身边的学生有效的沟通,这样才可能更有效地收集感受学生的学习信息。观课时,我们是信息的收集者,学生学习活动和学习效果的理解者,同时也是执教教师的助教,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在和讲课教师一起评课时,要做到“眼中有教师”,要相信教师,尊重教师,要和授课教师彼此之间平等的对话,不要只针对授课教师提问,要学会相互提问。授课老师也不要只是被动接受询问,要学会主动出击,向观课教师提问。

议课时,不是去建议别人怎么教,而是主动说“如果我来教……”因为你的建议对别人未必合适。不能把课堂上的现象看成授课老师的缺点和不足,而是当成参与者需要共同面对的困惑和问题。议课者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必须从操作角度思考问题: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让授课老师感觉到你是在帮他,而不是在挑他的毛病。

三天培训学习结束了,时间虽然短暂,但我收获颇多。同时也感到做一名新时期合格的教研员,压力很大,但我不会退缩,在教研员工作的主阵地上,脚踏实地,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竭尽全力彰显自己的工作特色,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7

教师学习2021年两会心得体会 老师全国两会精神教育感悟

一、

经济管理学院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了《政府工作报告》并收看了两会视频。我们用心感受着会议壮观的场面、聆听着大会传递出来的民生信息,“两会”的许多细节让我们感动。

一、无声力量,手语“唱”国歌。在今年全国的政协开幕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用手语“演唱”国歌。通用手语国歌的出现,满足了长期以来聋哑人想“唱”国歌的愿望。此时无声胜有声,第一次看到用手语“演唱”国歌的画面,我们真是热泪盈眶,无声的力量也能震撼人心!国家在每个人的心里是那样重,我们对国家的感情是那样浓。

二、满意教育,再唱“春之声”。今年两会,教育依旧是民众关注的热门领域。过去一两年,教育领域“大事不断”,关于在线教育、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劳动教育、体育美育等话题的热度一度蹿升,不少心系教育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关注到了这些教育话题与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发展更加公平而又有更高质量的教育,才能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粮。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补齐农村办学条件短板;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更好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像为我们敞开了一扇扇民生之门,通民心、道民意。从两会中倾听为民旋律,汲取奋进的力量,在这美好的时代,我们岂敢止步,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拼搏进取奉献力量。

二、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于3月4日至3月11日,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和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第一年,可以说,2021年全国“两会”具有特殊时代意义。

2021年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汇、衔接之年,“十四五”能否开好局、起好步,事关我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未来五年如何去谋划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全民健康、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科技创新是本次会议重点讨论和决定的问题。其中关于科技创新的问题讨论引发了我的强烈共鸣,针对目前我国在科技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的问题,我想需要青年一代自立自强,努力学习,科研攻坚。让我国早日在核心科学技术领域掌握话语权和主导权,实现科技领域的独立自主。

三、

一年一度的两会,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在全球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全国两会如期召开,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能力和中国自信。

全国两会的召开人民期盼,世界瞩目。总理的工作报告接地气,暖民心,突出展示了“十三五”期间及2020年教育事业发展的成绩,高度褒扬了全国教育战线在教育大战大考中的精神风貌。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我们深感振奋,同时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报告》中指出,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这是在回应社会关切,人民需求,更是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教育未来发展方向。守初心,尽责工作;担使命,为国育才。

新时代催人奋进,新征程激荡人心。我们要把两会精神贯彻到工作实际中,推进会议精神走深、走实、走心,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更要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作为教育人,我们将用实际行动,再谱教育工作发展新篇,献礼建党百年华诞!

四、

今年的两会站位高、落点准,可以说是“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全社会已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深知: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们不仅要坚持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还要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国关心,万众瞩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多次提及教育,凸显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十分关心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应该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勇于担当。严格遵守师德师风,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的人才。

来源:闽南网

团会的心得体会篇8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向燕南

摘要:作为对学科的反思,史学史在历史学的整个学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第一,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上看,作为历史学统摄下的首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体现了学科设置者对其在历史学中基础性地位的理解;第二,从历史知识(认识)论看,作为真实历史替代品的历史文本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中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具有史学史的性质;第三,研究历史有必要事先对赖以认识客观事实的历史文本进行史学史研究,这意味着史学史还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自觉有助于推进对历史的求真。

作为一门具有学科自我认识、自我反思性质的学科,史学史具有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虽然史学史被教育部规定为历史学科的必修课程,但在很多院校包括一些顶尖院校的历史教学中,它并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一些大牌的专家教授,在诸如学科评议、职称评定乃至相关的学位论文答辩时,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的不屑。个中原因,固然与相关成果不够深入,明显带有程式化、教条化等不足有关,然究其根本,亦可能与史学界未能真正理解史学史的学科价值有关。本文试从学科设置、历史知识(认识)论及方法三个方面,解读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问题。

一、从学科设置看一般观念中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地位

知识在簿录分类结构中的位置,也可看作是人们一般观念中对于知识层级秩序的理解。当然,知识秩序的安排会受权力的影响,如传统文献中经史子集的顺序,传统史部目录下的正史、编年、别史、杂史等,诸如此类,其背后都可以寻绎到权力的影子。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像今天图书分类中位列第一的a类,它基本属于我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撰述的经典著作,以及对这些经典的解读著作。除了权力对知识统摄关系的影响外,知识系统自身的统摄层级关系也是在知识关系理解下的对知识统属进行顺序排列的依据。例如,传统类书中天、地、人的顺序安排等,也是决定知识簿录分类结构的基本因素。应该说,这种知识层级的统摄关系,也是现代学科设置背后所体现的对于学科内在关系的一般理解。

关于知识系统主干与分支之间的统摄层级关系,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有着很鲜明的体现。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各个学科门类之下,皆设有若干一级学科,并在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再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其中,一级学科的划分,是根据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需要;其属性则表现为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至于二级学科,则是根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一级学科内再进一步划分若干种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这些相对独立的学科或专业,共同属于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这样,通过学科一二级关系的设置,人们也就对某一门类知识的每一学科总、分之间的统属关系,表达了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及史学史在学科目录中的设置情形。

中国由国家发布的学科培养目录始于1983年。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个草案中,我们看到,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属分列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就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此后,1990年10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以1983年《学科专业目录》为基础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获得批准。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联合发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包括历史学等12大学科门类,72个一级学科,249个专业即二级学科。从上述国务院三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看,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统属的二级学科首列学科始终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这样的学科体系直到最近才发生变化。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历史学”分为“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分列其下并大体上仍然保持首重地位。例如,“考古学”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世界史”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世界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史”;只有一级学科“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的“史学史”前,冠上了“中国”属性,称“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置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之后。虽然如此,1983年以来国家多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与史学史的统属关系及其位置,不管是否出于自觉,仍然能够反映历史学界对于自身学术体系认识的一般观念。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在历史学之下所处的位置,充分体现了该学科在历史学中被视为基础性地位的认知。

除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外,学科、专业设置的具体名目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史学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史学史”,是被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设置的。尽管在2011年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设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但在总的方面依然大体保持了旧的二级学科的分科精神,如世界史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考古理论与考古学史”。而在其他学科如文学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文艺学”或“文艺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等,则属于分立的不同的二级学科;在法学学科中,其下属的二级学科“法学理论”与“法律史”同样是两个分开的学科。总之,在各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中,可能只有历史学,是将学科理论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学科来设置。

为什么历史学科会这样设置?应该说,这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有关。按照现在一般的理解,史学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史学理论包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史学理论仅指史学理论。这种分别,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分的翻版。这个分法,最初要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当然,这样的划分也存在争议。【1】这里且不说任何历史理论本质上也是一定的史学理论支配下的产物,即在实际认识中,历史和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纠缠、难以截然划分的;因为仅就史学史学科而言,其所探讨的内容,不外是有关人们如何认识客观历史,以及人们在这认识的实践中如何认识这种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史学史事实上是将对本体的认识、对主体的认识及对学科的认识三方面融汇在一起的反思。这样的事实,既体现了史学史在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统合为一个二级学科在知识构成上的依据。即,这一个二级学科的背后,既是知识(认识)论层面上人们对这两个学科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史学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之关系有别于其他学科中学科理论和学科史之关系的体现。当然,若要更深入地认识这中间涉及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从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层面详加讨论和说明。

二、从知识论的层面理解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

要想真正认识史学史学科对于历史学学科的基础性,或真正理解历史学学科设置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有必要循着康德“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简单梳理一下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作为现代的一个常识,作为“经验”的而非“超验”的存在,历史本体之“在”【2】无疑属于客观性的“定在”,也就是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在者”。但是,历史本体之“在”的规定性(事物的规定性同时也是事物的限定性),使之与其他经验之“在”,存在明显的不同。即,时间的一度性规定了历史本体之“在”,虽为经验的、确实存在的客观,却无法直观地获得。也就是说,客观的历史从存在论讲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即“不存在”的存在。尽管可能会有像“弹洞前村壁”之类的遗迹传递着曾经有事发生的信息,但是事件的完整经过及缘起,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时空中再现。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连续性来讲,作为曾经的存在,不在场的过去始终规定着后面的来者;但是,就认识来说,我们怎么认识、辨识、触摸这已经消逝在时空中不再存在的客体呢?或者说,作为认知主体的“我”(历史研究者),如何超越“主体自身”,去确切地直观把握那个(消逝于时空中的)“客体”呢?抑或说,“我”怎么知道“我”所获得的关于历史的知识是确切的、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呢?对于历史的认识者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讨厌”的问题。于是,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指向了有关历史的知识(认识)论这个如何理解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可说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只是,相较于其他具体的物理性的“在者”,如何认识历史之“在”的问题,更加令人困惑而已。

关于思维与存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考对后人影响巨大。康德一反古典哲学的提问方式,不再追问认识(知识)的客观性,而是反过来追问人的“认识(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不首先探讨认识的能力和性质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是完全不可能的。即,“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康德的追问最终导致了哲学认识论(知识论)的转向,人们开始对认识什么、如何认识以及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为了解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对立,寻求认识中主客体二者的统一,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展开探求。其中,现象学将认识主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及其反思作为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哲学语言学者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将语言视为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卡尔·马克思则对旧唯物论与唯心论固执于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所造成的认识上的截然对立,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正是在扬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局限,在坚持外部客观世界对人的思维的“优先地位”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马克思完成了以人的实践为中介联结主、客观世界的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的认识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知识(认识)论,克服学界一些老派学人对于唯物主义的误解,进而认识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及其价值是有帮助的。事实上,针对“历史是什么”的追问,也正是在认识论转向之后,才被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触及历史知识(认识)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在整个古典时期,尽管一些零星论述曾经提出过某些模糊的猜测,但就学术整体来说,要到19世纪末知识(认识)论拓及历史学领域以后,人们才认真地思考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认识的特点和局限的问题。

经过历史知识(认识)论转向的洗礼之后,人们对历史这个“在者”,作为认识对象所具有的不在场性而无法理性直观的特质,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对于完全意义上的客观的历史本体,人类无论如何不能直观获得。这在决定历史学知识形态之本质特征的同时,决定了史学在获取历史知识(认识)的实践当中,马克思所谓“人在与世界关系中之能动因素”,较之其他“在者”的知识获取,占据更为关键的地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认识),几乎无一不是经过主体在完成对材料的理解和解释性选择之后形成的“一家之言”,即我们知道的历史,是被主体叙述并赋义之后才形成的有意义的、文本化了的历史。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按照解释哲学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包含了前人对历史理解和解释成分的“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是客观历史及主体对其理解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中,主体的“偏见”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是后人赖以对客观历史进行理解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从知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新思考、定位文本的历史,或经过主体理解的历史与历史本体之关系的问题,便很自然地凸显了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正是从历史知识(认识)及其表现的层面,提出了“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史学史”的命题。【4】从其相关论述看,这一命题实质上也从属于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说的命题,或者说是他的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体两面。但是,若从如何获得历史知识的事实上看,柯林武德认为,作为历史主观反思意义的史学史,应该较之直观的客观历史,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样一来,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研究对象的观念性与对它认识的现实性之间,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应该说,柯林武德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史学史的学科意义具有直接的理论启发。历史研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我们只能通过史学才能认识历史,这也是史学史在历史认识上较之直观的历史更具有逻辑优先性的体现。因为我们得到的有关过去的历史信息,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镜像反映出的直观的历史之真,而是史学家有选择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例如,司马迁《史记》所预设的问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荀悦《汉纪》所预设的问题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司马光《资治通鉴》所预设的问题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杜佑《通典》所预设的问题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当然,就事实而言,一切遗存下来的文本,甚至包括当事者回溯性的复述,也同样存在特定语境和情感影响下对于事实的选择性组织的问题。正所谓“研究任何历史问题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second-order)历史。所谓次级的历史是指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想的历史”,即史学史的问题。【5】

我们不想对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史学史”与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命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也不想执着于主客二分的反映论的立场批判柯林武德“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只想从现代历史知识(认识)论的立场,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立场,强调这样的事实:人们只能通过史学来认识历史。因为作为经验后设性的存在,历史的书写只能间接地通过前人的文字及文物孑遗等,假以史家的思想推理和想象、赋义才能“完型”。这也就是说,对于后世来说,根本不存在主观与客观、观念性与现实性完全对立意义上的历史知识(认识)。而历史知识(认识)的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对于历史的“求真”,必须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中思考。简单地说,“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观的;史书的首要要求是如实,是符合客观历史,而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却在于史学家的治史能力和限度”。【6】这也就意味着,在探求历史本体之真前,我们首先要研究史学史,即有关客观历史之“真”是怎样因史学而呈现的。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研究,就不仅仅要研究前人提供给我们的结果,更要研究这些结果产生的过程,即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从史学工作的性质及特点看,我们所看到的,作为解读历史的文本,不过是一个结果。那么,文本形成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或文本是在怎样的情形中形成的?作为对历史本体反思的史学史,其在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在追问历史事实之前追问一下:这些史实产生于怎样的语境?又是怎样流传至今的?这些史实经过史家哪些筛选后进入他的叙事之中?为什么作出这样的筛选?这些史实的筛选和安排服从哪些叙事策略?背后有哪些政治、意识形态等权力因素,以及史家自我情感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而自己又是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些过去的事实的?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者在与历史进行对话之前,即在关心客观的历史是什么之前,有必要追问我们得到的信息为什么是这样。只有将史学史的追问,即历史知识(认识)的追问,置于对历史本体论的追问之前,我们才能保证所得到的历史本体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之真。由此,史学史学科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不仅仅是对学科历史的反思,而且也具有了历史学的研究实践赖以展开的基础性。

三、从史学实践看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上述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其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不过是客观历史的文本替代物,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犹如画家的写生或画像,其所呈现给观众的作品,不过是画家对世界理解下的符码编辑产物。事实上,在历史认识中,人们也总是通过文字符码将其对于历史世界的经验转化成对客观历史世界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赖以认识历史的,实际上是历史文本的作者以其经验及其理解所转达的信息符码。这就是史学史学科之于历史学的基础性。

有如绘画,这些据以表达画家思想的信息符码,可以是印象派,可以是表现派,也可以是抽象派。同理,史家在文本中采取什么方式组织这些信息符码,同样取决于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而这些又无不受着史家自身及其时代的制约。诚如钱钟书所言:“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7】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总是解释者的历史;任何历史文本的背后总有史家及其社会的影子。历史文本的这种历史性,也就是史学史的学科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这句常被批评的名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尽管客观历史这个“小姑娘”不会变,但是她会被人穿上不同的服饰,梳上不同的发型,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如此一来,讨论客观历史之前,就有必要先以史学史的方式同情地理解历史文本符码背后的史家及其是如何编码的。剥去那个“小姑娘”的种种外饰,才能显现出“小姑娘”的本真面目。一句话:只有经过了史学史反思的历史,才是更接近事实之真的历史。这也正是史学史对于历史学来说具有的方法上的意义。

其实,古代中国早就注意到史家对于史学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史家推崇的史学最高境界是“信史”。而所谓“信”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信,诚也,从人、言。”对此,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解释是:“言必由衷之意。”【8】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是要以传达历史事实的主体的品质,即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为保证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中的所谓“知人论世”的认识,同样是强调理解文本作者对于理解文本的重要性。这在事实上也间接地反映出,古人亦意识到,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古代一些史学批评的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幾《史通》及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有从历史文本撰述者的心态、品格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讨论历史文本这样的内容。其他一些学者也留下很多有价值的论述。例如宋代的叶适即指出:“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9】所反映的正是历史的书写中作者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纠结。明代的王世贞所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的“三史”之说,指出的同样是不同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问题。【10】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家的理论还不足以清楚说明史学史研究对于历史研究实践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如果再看看现代一些史学大家的学术实践,就会对史学史学科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方法价值和意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言及现代史学史中成就最突出的史家,王国维外又有史学“二陈”即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这可以说是没有人不同意的公论。两位陈先生之所以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文献史料注意本着“知人论世”原则进行史学史的分析。

先以陈垣老为例。陈垣老在研究实践中十分注意对文本的史学史理解。他不仅自己重视目录之学(史学史的一种形式),而且“金针度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等史学史性质的课程。在当时所写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教学札记中,陈垣老明确地注明该课程的目的,是要告知学生了解历史文本自身的重要性。其中,所需了解的要点是:“每一书到手,须先观其:出于何时,地位;出于何人,性情、道德、学问,各各不同。又须观其为官书,抑为私书。官书患其慑于势力,多所忌讳;私书患其惑于感情,多所恩怨。”【11】20世纪30年代,陈垣老在新的课程中又一次详细地说明,该课“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著者之生平,本书之体例,以及史料来源、编纂方法,板本异同等等,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12】20世纪40年代,当陈垣老再开此课之时,其课程说明除了依旧强调“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每书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板本之异同”,又增加了有关“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而其目的,依然是要以这些史学史的介绍,作为“学者读史之先导”。【13】唯因注意到历史文本的历史性,陈垣老除了对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史事”进行讨论外,亦注意对该书中有关“史法”即历史编纂方法的讨论。

当然,陈垣老学术实践中的史学史意识,也有一个随着对史学认识不断深入而增强的过程。被认为是陈垣老“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鉴胡注表微》,【14】之所以被陈垣老自称“学识的记里碑”,【15】个中原因,就是陈垣老这部撰述于抗战时期的史著,以自觉的史学史意识,对胡三省隐藏在《通鉴音注》注文中的思想和情怀进行细腻的发覆和表微。书中,陈垣老指出:“不谙身之身世,不能读身之书也。”【16】“不谙身之当时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17】该书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后十篇讲史事。其中,无论是言史法还是言史事,其旨都是在分析胡三省《通鉴音注》的“说什么”和“怎么说”,完全属于史学史的问题。经过陈垣老的发覆,不仅使沉埋于历史中的胡三省事迹昭揭于世,而且使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更为准确的解读。

与陈垣老的史学史意识相类,但在方法上更具自觉性的,是陈寅恪先生。其中最具方法论价值的,是先生区分“今典”和“古典”,进而形成对历史文本作者“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这两点亦皆属于史学史认识的范畴。

陈寅恪先生论及“今典”和“古典”的问题,最早是在他1939年发表的《读哀江南赋》一文中。陈寅恪先生在文中说:“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18】此后,陈寅恪先生亦常常提及“古典”与“今典”的问题。例如他晚年“为示方法例”撰述的《柳如是别传》,即多处提及以“今典”发覆史事的方法。在首章“缘起”中,陈寅恪先生即着意指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19】其中古、今典之间,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古典”易解,因为“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于检索中可得;而于“今典”,其义则相对难以显明,“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20】也就是说,要理解“今典”,就必须将文本置于文本产生的语境之中,切身体会文本作者当时所经历的历史,以及作者因之而持据的特定的立场与情感,方能同情地体会文本的意蕴。因而,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需要“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21】通过对作品中古典、今典的双重释证,才能达到对文本的通解。也就是说,当依据历史上的文本材料说明历史事实时,有必要先行明了文本作者所欲说或所不欲说的原因及语境,即我们欲研究客观的历史,必须先行对所引文本进行史学史的分析,进而才能据以推求历史的本真。史学史的研究于此也就彰显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

现代史学史中,史学“二陈”之外,钱穆先生也是位有着明确史学史意识的大家。与史学“二陈”不同,钱穆先生常常针对历史知识(认识)的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而他的史学史意识,也正是建立在他有关历史知识(认识)论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分析钱穆先生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史意识,就有必要扼要介绍一下他的知识(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钱穆先生的历史知识(认识)论,概括有三点:第一,按照佛教“能所不二”的理论,提出“知是所知、能知相接而成”的知识(认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主客相统一的历史知识(认识)论。即,在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同时指出,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主体情感和价值判断介入而再现的结果。他说:“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22】第二,在主客统一的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的生命性,即认为历史是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文化生命,指出“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也”。第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的当代性或时代性、民族性。钱穆先生曾说:“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历史研究两要点。历史的记载,好像是一成不变,而历史知识,却常常随时代而变。”【23】

上述认识表明,在钱穆先生看来,历史文本中,作者的情感等主体因素的介入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因此,对于研究中所使用的文本史料的理解,也必须要具备对其历史的考量,就是阅读文本“当懂得上窥古人用心,”【24】“透过吟咏古人文章,逐步进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灵与境界”,【25】才有可能达到对于文本更准确更真切的解读。如此一来,钱穆先生对于历史文本而理解的态度,也就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今典”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在具体历史的研究中,钱穆先生也是这样带着史学史的意识去认识和使用文本材料的。例如他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就是通过明代不同时代文本材料的分析,探究其“时代内蕴心情”的作品。

应该看到,目前除了一些年龄较大的史学工作者仍受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论”影响,表示对建立在主客体融通的认识论下的新的历史理论难以接受,视之为“唯心主义”外,大多数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已逐渐意识到历史中主体因素的影响,史学史在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意义也逐渐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同。这里且不说作为研究起点的学术史回顾本身就具有的史学史属性,仅就近来出现的一些成果看,在后现代主义文本分析理论的影响下,原本被研究者视作客观的历史记载背后之具体语境的影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一股使用“史料批判”探讨历史问题的方法热潮。这里所谓“史料批判”,究其实质,无疑是建立在新的历史知识(认识)论基础上的、属于史学史的方法范畴。这些通过历史文本的史学史考察的成果,将历史文本置于文本产生的语境之中加以理解,显然增加了历史追问的深度和对历史事实认识的厚度,使历史研究更接近历史之真——尽管一些学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作的这一层追问实质上就是史学史的工作。因此我认为,假若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史学才能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的事实,在反思历史之前,自觉地先建立一个对于史学反思的自觉。(当然还要建立对自我的反思,因为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其自身也同样具有历史性、局限性。)这种研究的程序方法,也就是e.h.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所说的:“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26】我想,这些史学史方法自觉的建立,庶几对于史学的求真实践,肯定会有不小的推进。

注释

?1】按,沃尔什的相关论述主要在《历史哲学——导论》第一章第二节中。按照沃尔什所说,他这样区分,是参考了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其中所谓“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研究自然时间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界”。所谓“科学哲学”,“其任务则是对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反思、检查科学家们所使用基本概念以及这类的问题”。对于历史哲学这样的划分,虽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实际上应该说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因为与自然界和科学相比较,历史学具有的主体性更为突出,即历史学是主体自觉不自觉地依从某种理论、从其现实立场前溯式叙述的产物,所谓“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在‘观看’过去的”。也就是说,在历史学中,“是”和“应该”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谓对历史自身的认识与对历史学的认识,或者说所谓历史理论与所谓史学理论,两者在事实上往往是紧密纠缠为一体,“历史真实性与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实际上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彻底明晰地划分出此疆彼界。唯因如此,对于这样的划分,不仅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即使是沃尔什本人,也认为“它们并不总是以严格的准确性在使用着”。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这里使用的“本体”,乃中文意义的“本体”,即指事物的原样或自身,而非哲学意义的“本体”(being)。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4】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第三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关于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的相关论述,分别见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其中有关论述见于该译本对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增补的“历史哲学讲稿”及“历史哲学纲要”部分);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第三辑)“历史哲学”之三“历史哲学纲要”;以及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柯林武德自传》的第十一章。国内对此的相关论述,有学林出版社2013出版的张小忠著《思想的力量: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王利红、王丰收《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5】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124页。

?6】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7】钱钟书:《模糊的铜镜》,摘引自姜德明主编《七月寒雪:随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页。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第9《春秋》,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本,第117页。

?10】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11】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智超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1页。

?12】《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第1页。

?13】《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第1页。

?1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1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

?1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第528页。

?1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第591页。

?1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1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2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9页。

?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9页。

?22】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8页。

?2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香港1964年增附本三版,第2页。

?2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14页。

?25】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26】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3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研究”(项目编号:12jjd770010)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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